重要的是批判性思考

　　——《回响》创作短记

　　文傅文俊

　　“工业”是一个涵盖革命性意义的词汇，在我的记忆中大工业时代更是一个沸腾的年代。它成为国家与国家、城市与城市之间对比的重要标尺。在计划经济的中国，国家的体制与主流意识形态决定了“工业化”成为那个年代的独特符号。当然这与进步主义的历史观相结合的整个二十世纪人类工业文明的大背景也密切相关。从历史的发展逻辑上看，社会经济的发展使得手工劳作被大工业生产所替代，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但是对工业化得过渡要求，在某些方面割裂了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们在充分享受物质文明成果的同时，也为摆脱不了机械的生活方式的约束。尤其在国家政治策略的鼓吹下，工业化成为了一种“革命”和“进步”的代名词的同时，也成为一种集体无意识。

　　一架架铁轨、一个个厂房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在城乡的各个角落。在工业化的生产中交换价值和利率成为决定性的因素，并成为束缚意识的工具和独裁主义的帮手。人们乐声称赞着这种秩序化、机械化、标准化和复制化的发展模式。一些艺术家和诗人在为速度、效率以及回荡在都市四周的噪音而讴歌。这不仅在中国是一个历史事实，在西方国家也同样如此，例如十九世纪末出现的“新艺术运动”和二十世纪初出现的“包豪斯思想”皆以机械美学为标榜，充斥着一种盲目的工业文明的优越感。殊不知在工业机器的轰鸣声下，人作为独立的、个体的主体已然消失。伴随而来的便是国家权威主义的管辖下文化主体性的消失。

　　然而科学与技术的发展是无止境的，中国的历史总是以毁灭的方式更替向前，更高生产力的出现使无数工厂、设备被淘汰。在我的作品中无论是老旧的机车还是铁轨，无论是车间还是厂房，都已消磨了往昔的炽热与辉煌，唯一保留的就只有国家理想主义与英雄主义的回响。人们在集体无意识的催促下积极地、盲目的投身于现代化工业大革命，又在后现代文化的暗示下否定工业化时代的运作模式。这足以说明我们什么缺少批判性的思考，而这一思考的缺失使权威主义盛行。然而目前最为最要的便是在后现代的语境之下，我们需要更加理性的、批判的来审视现代主义阶段中的工业文明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