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文俊观念摄影《国宝》系列作品 创作手记:复制即是权利
2013年受巴黎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展览邀请,我携带夏布观念摄影《幻化》参加展览。展出后,作品获得了国际金奖,在欧洲引起广大学者的极大关注。那次展览主题十分响亮,名叫“遗产与疆界”,不由得令人耳目一新。
就“遗产”与“疆界”来说,这甚至是一对矛盾体。因为就前者来说,“遗产”恰是特定“疆界”的产物。而此次展览再提“疆界”之概念,其实要说的乃是“遗产”在当代的“疆界”,即“文化大同”的问题,让“遗产”成为世界共同的“遗产”,再无“疆界”。
对于此,我是部分赞同的。“遗产”的当代新生,必得跨出自身“疆界”获有更广阔地域发展,这已是时代命运之使然。但即使如此,我却还是心存疑虑。
有此参展经历,再到世界各地,我便十分留意各大博物馆的藏品。在这些博物馆中,有我熟悉的,也有并不认得的。但这陌生或熟悉并不是我所看重的。而关键就在于,为什么它们便汇聚到了一处呢?

《国宝》 No.5 观念摄影 80 x 100cm 2014
永恒微笑的造像:复制时代的国宝
我拍摄大足石刻,因为佛像之中有许多有趣的象征和隐喻。重庆有大足石刻,这在中国乃至世界都是规模较大的佛教造像集群。正由于有这些造像的存在,重庆和其他地区有所区别,但具体是什么不一样,我始终也说不清楚。文化就是这样一种事物,一旦融入到地域你再难将它隔离开来。在今天,在互联网时代,若为了解和观看,我们完全没有必要远赴重洋,去看这些“石块”。但即使在网络上很容易便能调出图像,我还是愿意亲临现场去观看它们。
早年时候,我曾创作观念作品《十二生肖》。当初创作作品,正在于我对兽首引发争议事件的回应。在创作中,我先到圆明园废墟现场拍摄取景,后经由互联网,我再将兽首图像调了出来,并将这些生肖头像与它原处位置并置一处,“归位”和“复原”。在互联网时代,拼贴并置非常容易。但通过作品,我其实在想人们为何在事件中会有如此激烈的反应,“相”与“实物”问题引发了我的兴趣。后来再逛世界各大博物馆,我问自己,也问这些造像,但佛像永恒微笑着,笑而不答。

《国宝》 No.10 观念摄影 80 x 100cm 2014
世界的还是民族的
文化遗存是世界的还是民族的,这的确是个问题。世界化正在发展,而世界化在文化层面带给人首要的感觉便是“无疆界”。经由现代传媒,各大博物馆存放的“国宝”变作数字信息,而其所在博物馆则沦为存放和展示的“库房”。这点看来,造像仿佛获有了“法身”一般。这种乐观是当代“复制”技术造成的,我们也身处于“复制的时代”。复制既是技术,本身又是一种社会现象。而经由复制,关于“相”更是区分出了“真身”与“法身”。不止于此,复制昭示出的更是现实的权利,即对“真身”掌握的同时也拥有了“发布权”和“阐释权”。
至此,如果真如“文化国际主义者”所说,这些“遗产”放置在哪里都无关紧要,更是可以归还母国了。但现实中,这些国宝首先是经由掠夺而脱离本身“疆界”的。即便在今天,经由正当外交途径,返还之路也是遥遥无期。在逻辑与现实间,文化大同主义者却有它现实的一面,呈现出其对“权利”的迷恋。另一方面,对母国来说,这些被切割后掠夺到西方的国宝,它们残留的基座和崖壁,像一个个疮疤,刺痛着人们的内心。
所谓“国宝”,不是抽象之遗迹,它是特定区域个体与历史连接之物,它激发出的是对自身历史在场的深切感受。这种“在场”和“场域”共同形成文化与心理,它们存在于现实而非想象之中。经由它们,映衬出的是民族自身文化的血脉。
遗产走出疆界,它的确获有了世界性的发展。但这其中,却实有“主动”与“被动”之分别。在复制主导的时代,若说“疆界”已经消失,这只是美好的愿景,是世界大同的虚幻和想象。现实情况却是,“疆界”真实并稳固地存在于人们心中。这不是领土之争,这实实在在只是一种群属共通的情感。而这种情感,却无论如何不具有世界性。

《国宝》 No.13 观念摄影 80 x 100cm 2014
后记:
在观念摄影作品《国宝》的创作中,我以世界各大著名博物馆的佛教造像为形象,采用正负像手法,借用胶片形式予以呈现,其最终要传达给观者一种宁静、庄重的视觉效果。与之前取材大足石刻的观念作品不同,这次所选取的佛教造像是脱离文化母国的博物馆藏品。虽以“国宝”命名,它们却已经超出“国”的疆界与概念,成为了世界共有的宝藏。但对于此,我始终是质疑的,于是,我找到胶片这样一种现成物象。
在我看来,胶片及复制技术,这是我们如今讨论一切文化的起点。拥有“国宝”的西方国家,正像手握负载“相”的原版胶片。复制即是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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