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林：

　　"中国当代艺术在国际舞台上的呈现，过去有三种渠道，一是西方策展人对中国当代艺术的关注，其间不无他者化倾向;二是中外藏家对中国艺术家的选择，其资本化操作明显;三是国家输出的展览如威尼斯国家馆，受制于官方意识形态。由此带来的结果是：中国当代艺术的国际形象十分零散、个别、符号化和样式化，而且限于90年代初期针对毛时代集体主义的作品，主要得力于当时西方对中国大陆的人权关注。 在这样一种国际呈现中，中国当代艺术的历史脉络、真实面貌和当下状态并没有真正展示出来。即使有所体现，也极为有限。因此想把中国的当代艺术真实的呈现出来，更加自主的呈现出来。" "中国新艺术自1979年在北京西单民主墙上出现以来，至今30多年，但不同年龄段的艺术家同时在场。所以，举办一个有历史性更有当下性、有整体性更有案例性的中国新艺术展览实属必要。这有助于西方学术界和世界各地参观者了解中国当代艺术的经历与现状，并通过作品针对性感受中国的社会文化语境和现实问题，同时也可以通过艺术家个案感受到中国人的创作智慧、人文理想和价值诉求。"

   皮道坚：

　　所谓"自主"，是有针对性的。90年代栗宪庭在台湾参加一个策展人会议，回来后路过广州，到我这里来聊天，他说中国当代艺术不过就是国际艺术大餐上的一盘春卷、一碟小菜，人家很不把你当一回事，因为我们是被选择的。很清楚，80年代以来的确是外来资本在支持中国当代艺术。90年代后这种情况愈演愈烈，我们依然是被选择，没有话语权。"自主"还有一个含义是针对体制而言的，我们不是被体制选择出来的所谓当代艺术，现在威尼斯艺术双年展上的国家馆实际上并不代表中国当代艺术的真实面貌。明天文化的价值观，我非常赞赏，希望你们坚持下去，这对中国当代艺术是件大好事。这次参展的主题非常好，我非常支持这个展览的一切活动，我将竭尽全力投入这次展览活动。

　　崔灿灿：

　　展览主题从传播学上来说通俗易懂。东西方冷战结束之后，主要是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冲突。中国当代艺术理应去解决自己的问题。这个主题容易引起新闻的关注，观者会提出疑问：你究竟想要呈现什么?

　　鲍栋：

　　为什么90年代以后中国当代艺术的国际形象是那个样子?这是一个双向的结果，一方面是西方文化主流和资本的选择，另一方面也是中国人自己的选择。想象西方和国际，并想象出一个中国，这是他者化和自我他者化双向的结果。这个展览如果想建构不同以往的中国，应该把想象去掉，还原真实的中国。中国是一个大国，它的文化实践，艺术家之间的差异性非常重要，不是整体上差异于西方，而是呈现出中国内部的差异，这种内部差异恰恰是反符号、反定义和反单一身份的。

　　王南溟：

　　从80年代到90年代，艺术史被部分选择以后，这一部分人声音相对放大。但这并不等于永恒，因为艺术史是不断被重写的，艺术有一个不断深挖的过程。90年代中国当代艺术非常多元，但后来就变得单一了，谁先进入国际大展谁就被大家过分注意。政治波普和新生代因为被西方基金会接纳，就把其它地下艺术遮蔽掉了。其实很多人，包括范迪安、侯瀚如等等都认为政治波普是商品化的，但90年代中期这股声音被遮蔽了。这不等于是永远的遮蔽，因为艺术史是一个不断回顾的过程。艺术史要像考古一样不断地重写，这可以被看作是艺术史不断分化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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